《文心雕龙》读书笔记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

　　看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总结呢？是时候抽出时间写写读书笔记了。千万不能认为读书笔记随便应付就可以，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文心雕龙》读书笔记，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1

　　《乐府》篇在《文心雕龙》中序列第七，属于文体论。全篇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讲乐府的含义、起源和教育作用；第二部分讲乐府的产生及从汉到晋乐府诗的发展历史；第三部分主要是阐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最后还说明诗人在《明诗》外另写《乐府》的原因。

　　我读《乐府》篇最大的收获便是知道乐府的定义。因为在此之前，对于乐府的定义不是非常清楚，只知道乐府既可以指汉魏六朝的宫廷音乐机关，又可以指称通过乐府歌唱而形成的诗体，还包括历代文人对这种诗体的拟作等。读完刘勰的《乐府》篇对于这一概念更加清晰一些，关于乐府是什么，刘勰在《文心雕龙·乐府》说的很详细，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说，刘勰在文章开头就指出：“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意为乐府包含了吟咏、歌唱、演奏等方面，是音乐和文学的结合。

　　从《乐府》所在《文心雕龙》的篇次来看，它是属于文体论部分，且在《明诗》与《诠赋》之间，很显然刘勰认为乐府是介于诗、赋之间的很重要的文体。在论述乐府的起源之时，一方面他指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阕”等三代之乐，以及涂山歌于“候人”、有娀谣乎“飞燕”，来自于等方之音，同时他还说“讴吟土风，诗官采言”，可见乐府的来源不仅是礼乐，还有乐官从民间采集而来。他还提出“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即音乐本来是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所以它能透入人的心灵深处。在第三部分他论述了音乐和诗歌的关系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只有“诗声供雅”才能符合礼制的需要。所以通过刘勰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文心雕龙》中提及的乐府是个围绕宫廷祭祀礼仪而建立起来的关于音乐与文学的概念，所以刘勰关于乐府的定义是多角度的，既有本质的论述，也有政教作用的看法。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2

　　经过老师的提点，了解到一个文史知识：古人认为乐府是歌，而非诗，虽然今天我们将乐府视为古诗之一种，而且从这篇的举例当中也可以对此进行佐证。通读全篇我仍然对于“诗”与“歌”、“乐府”之间的界定有点模糊，从开篇第一句对“乐府”的定义：“乐府者，‘声依永，律和声’也。”似乎可以认为有“五声”“十二律”的乐章就是“乐府”。放在我个人更通俗一点的理解，那就是有曲调配合，能演唱出来的就算“乐府”。如果照着这个概念去推论的话，可以联想到今天的歌曲，但这种类比可能仅仅是流于形式上的对照，从实际内容上来比较，乐府的艺术水平比现今的歌曲要超出不少。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诗经》中的篇什不也是可以吟唱出来的么，是不是因为缺少曲谱，所以是有所区别的？

　　全篇的行文布局和上一篇《明诗》颇为接近，从乐府的发源到作者所处时期的乐府诗进行了梳理，为乐府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不错的参考。

　　作者大部分仅对乐府诗的音乐形式进行剖析和论述，主要的论述对象是“乐体”，因为这是乐府诗有别于其他文体的最主要的特点。乐府诗的最高标准是歌辞与声律的相配，歌辞“雅正容典”，声律则要求“中和之响”，“和乐精妙，故表里而相资矣。”能达到这样的标准，就是集“形式美”与“内容雅”为一体，作者认为这样表里相称的乐府诗才是好的。

　　自从古乐逐渐衰微，雅正的音乐难以恢复，作者在时间轴上从前往后的不断梳理中发现了两大方面的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秦始皇焚书导致经典的流失，统一演奏乐器、音调等当面的记录也消亡，音乐声律需要重新不断地调整和摸索；第二大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淫俗的音乐容易传播，人们也喜欢这种不断变化的新鲜感，而雅正的音乐，则让人听了容易打瞌睡发呆。所以“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

　　即便如此之难，作者仍然强调音乐的雅正作用和对此的不断追求，因为九德之歌才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这才是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应该具有的积极意义。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3

　　刘勰在上一篇《明诗》篇中主要论汉代两晋南北朝的四言诗和五言诗，而则这篇主要讲乐府。“乐府”最早指的是管理音乐的机构用以采集民歌，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就是采自民间的乐府民歌以及魏晋时期文人创作的乐府诗。刘勰依然从“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四个维度把握乐府。首先论述乐府的含义、起源及作用，认为乐府来源于“钧天九奏”“葛天八阙”等三代之乐和“涂山歌”等四方之音，配乐的诗歌肇始于上古时，夏殷之世，产生四音。西汉的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但大多为俚俗之曲。《诗经》用来配乐，但先秦时代的雅正之曲在汉代乐府中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接着，刘勰论述两汉到魏晋时期乐府的发展史，秦汉之际，礼乐衰微，乐府产生。随后经历汉武帝立乐府、汉宣帝制雅诗、元成二帝广淫乐、东汉郊庙祭祀杂雅之章、曹魏三祖“宰割辞调”等阶段，到西晋达到“表里而相资”(即乐声和乐章互相配合)的境界。最后一部分，刘勰论述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并指出另立此篇的原因。他认为“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心在诗”，故“君子宜正其文”;并且指出“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

　　刘勰论乐府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讲求符合儒家之雅正，并严格区分雅与郑。《赞》词曰：“《韶》响难追，郑声易启。”即看出他对当时(汉魏以来)风行的不雅之歌的鄙薄态度，而推崇先秦雅乐，文中他以“艳歌婉娈，怨志诀绝”称呼《碧玉歌》、《华山畿》等也可看出对通俗乐曲的贬低。刘勰的这一态度与“宗经”思想是一致的，因为宗经，所以以先王的雅乐来作为衡量音乐的标准。他提出“乐本心术”的观点，认为音乐对于人心起着重要的作用，乐有雅声和溺音之分，雅声是周王朝的音乐，郑声则为溺音。另外，文中也提到“中和之响，阒其不还”之“中和”说，这体现刘勰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异曲同工。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4

　　一、关于《文心雕龙·征圣》中圣人之道是检验文章优劣的唯一标准的论述

　　《文心雕龙·原道篇》已给这本探讨文学理论的著作指定了基本的方向。一个大大的光环套在它的头上——道。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虽然不是提倡先道德而后文章，但是本质的思想还是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写出好文章来。一个人在写作之前就要像《论语》中说的那样“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圣人就像一面镜子，可以将世界中的道如实地反映出来，“圣人之情，见乎文辞”是为圣人文章。只有圣人说的话，写的文章才是好的，因为只有圣人才有能力感悟天地间最本质的道，只有是在对道进行阐述与遵从了道的基本规律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换句话说，道是文章的充分条件，文章是检验道的必要条件，道与文章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很牢固，但是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事例来对这一推论进行论证和阐释。

　　《征圣》、《宗经》是对《原道》的承袭和发展。“先王圣化，布在方册，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在文中刘勰再一次从不同的方面向我们阐述文学对道的承载作用，以及对学习符合圣人道德的文辞对现实的知道意义“郑伯入陈，以文辞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他们都是按照先王圣人的礼法来办事情，所以取得了成功。在《原道》中只是说了有了道的文章就自然有了文采，在这里则具体讲述了文采对生活的反作用。后来韩愈提出“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就是这个意思的发展和演变，文辞是以道为依仗的，但是掌握道我们要先从掌握圣人的文辞开始。道与文辞辨证关系的阐述也为后文创作论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征圣》一篇中第一次正面提到技巧，“‘****信，辞欲巧’??此修身贵文之征”“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诗缘情，在写作当中真情实感对写作的帮助是起着很大作用的，巧妙的文辞来修饰这样的感情，一篇好文章的雏形就已经出现了。情感这是一个人内在修养方面的反映，刘勰在此很明显地强调作家才是文学创作的主体这一命题。一篇文章思想内容充实而又有文采，情感真挚而又文辞巧妙，这是写作的基本态度和方向。

　　圣人的文章是符合道的，符合道的文章是好文章，我们写出文章来，要知道写的好与不好，就需要一个参照物，那自然要以要把圣人们的文章拿来比较一下。符合圣人的意思就是符合了道，文章自然就是好文章。圣人伟大在他把世界中的道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你，你只要照着葫芦画瓢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小时候写大字要描红，你只要依着那个样子把红的笔画填满就是一个漂亮的毛笔字，虽然没有原来的字的神韵，但总是可以入目的。写文章也是，照着圣人告诉你的道去描写生活中的事情，文章本身的立意就很高妙了，好像高中的时候老师一再强调考试作文主题要健康，就是要我们原道啊，虽然那个道不是圣人说的道的全部。

　　文章的创作是千变万化的，没有定式和定法，刘勰举了《春秋》、《丧服》、《邠诗》、《儒行》、《周易》为例来阐述“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同样他又一次强调，圣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这种种不同的风格正是因为圣人能体悟到了“道”才可以自如地运用，对文章的繁、略、隐、显，能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而作适当处理。所以此时便涉及到了《征圣》的基本思想“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圣文之雅丽，衔华而佩实”这是圣人的文章。我们要想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就必须学习圣人的道。是否是以圣人的道来作为自己文章中心思想，是检验一篇文章水平高低的唯一标准。《原道》中说天地万物之所以美，那是因为它们符合天地间的道，要是你的文章不符合道的本意的话，不说你的文章是不是阐发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单就文采这一道槛你就跨不过去。“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怎么才能写出还文章，这里已经开始向《宗经》过度了。文章原道，原道征圣，征圣宗经，都是环环相扣的。佛祖当年菩提树下得证大道，立下四万八千法门，为众生开方便之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圣人也有大道，圣人的道就在经书里面。“天道难闻，犹或钻仰；文章可见，胡宁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经书就是一道方便之门，我们推开它，就算是登堂入室了，是不是再往里走，全在自己。

　　二、关于《文心雕龙·神思》中的外物、思维、文辞关系的论述

　　《文心雕龙》可以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总论和文体论论述的是文学的基本原则，论证什么是文学，文学的本质，以及各种文体的渊源和流变。下编主要论述的是创作论和批评论。对于想寻求写作技巧上的突破的人来说，行而上的道并不是我们关心的，因此更多的将目光放在创作论上，因为直到这里刘勰才算真正地手把手教你怎么写文章，怎么将文章写漂亮，写流畅。因此在刚刚进入写作门槛的我们看来，创作论才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体会到刘勰对文学创作的规律与写作技巧的研究是具有高度总结性与突破性的。

　　《神思》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六篇，创作论的第一篇，主要探讨艺术构思问题。因此可以称为刘勰创作论的总纲。刘勰在这一篇中阐述了文学创作与想像之间的联系，并从外物、思想感情与语言三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概括地提出了他的基本主张和要求。认为想像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刘勰对于艺术想像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当中所起到的作用给以了高度的评价。然后便具体来说刘勰提出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便是继承了陆机“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文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想像思维与万物自然之间的关系加以深入的挖掘与探讨，阐述了艺术构思的特点和作用。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则将重点放在了写作之中应该如何想象，想象思维应该如何培养上。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阐述了艺术思维是不受身体的约束和限制的。这是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必将高于生活的原因。“志气统其关键??辞令管其枢机。”志气与辞令在刘勰看来是决定着想象的关键因素。思想感情是想象的动力，而想象则沿着思想感情的方向进行，在写作之前，我们要气定神闲，思想要坚实深刻，感情要真实充沛，这样才能使想象活跃起来，不然就会出现“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的毛病。另一方面辞令，也就是语言，强调这才是思维的工具，意象是通过语言具体化的，才能准确地传达美。所以每一个立志于写作的人都要能熟练地运用语言，这是表情达意的基础。

　　在文学创作的时候如何才能够运用想象，刘勰认为在写作的时候“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但是这不是让你什么都不去想，更不能胡乱凭空地想象。刘勰认为想像来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感受，想像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则是全篇的纲领，如果想像脱离了现实便失去了依持。文学创作有赖于平时的积累，成竹在胸“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所以才能“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这都是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对大自然和万事万物经过了细致地观察之后才逐渐做到的。从容不迫地直抒胸臆，笔下文思泉涌，一挥而就，都是刻苦锻炼出来的结果。

　　人的文学禀赋和文学风格是天生的，但这并不影响不同的人在文学上取得同样辉煌的成就。刘勰举了司马相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左思等人为例来说明不同禀赋和风格的人都可以在文学上取得很高的成就。但是这取决于个人的学识。如果“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那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如果没有深厚广博的学识作为艺术思想的基础的话，那不管你是思维迟钝还是思维活跃，在文学创作上都是走不长远的。而且还会出现“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的现象。这又要求作者能够在纷乱的思绪当中把握住最灵性的闪光点。做到“博而能一”，这样的才学和心态才算可以开始写作了。

　　总的来说《神思》是一篇艺术想像论。强调心也就是思维与想像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主导地位，但是艺术思维是对生活和世界的反映，只有有了广博的学时才能更好地刺激想像，但是要有明确的重点才能将驳杂的思绪引入到你的主题上去，对于想像的描述自然离不开美妙的语言，辞令是行文写作的基础。至于更进一步的写作技巧则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说的清楚的东西了。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5

　　诠，意为诠释，进入汉代，“赋”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学样式，枚、马、扬、王等名家杰作不断，因此第八篇专门对这一体进行了评述。

　　第一部分讲赋的起。在《诗经》里它是六义之一，铺陈采，绘事写志，但在其他书籍里，它又是与诗不同的另一种体，区别在于它不能像诗一样歌唱。作者认为赋起于《诗》，从楚辞中得到发展，最后通过荀况等大家的实践创作才壮大成为一种独立的体的。说实话，本人在学习阶段也常觉得挺混乱的，有些学史上早期并没有把赋单独列成一体，另外还有骚体赋这一说，如果把楚辞和赋视为两种体，那似乎骚体赋归于哪一种都好像有道理。

　　第二部分梳理了秦汉时期的具体创作实践，这一时期赋体的作者增多，创作也很兴盛，题材扩大到宫室苑囿，饮宴狩猎，述行序志。体结构上也得到了完善，篇首常常有序，末尾有乱。另外还有所谓的小赋，主要写些“草区禽族，庶品杂类”。第三部分则进一步对汉魏各家的特点进行了分析。

　　第四部分对赋体的创作原则进行了阐释，“诗赋欲丽”似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共识了。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丽词雅义，符采相生”。他强调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但同时仍放不掉风轨劝诫之旨。他提出赋体的理想标准是“写物图貌，蔚似雕画，风归丽则，辞剪美稗。”

　　赋体，我读得不太多，阅读感受非常浅薄。《诠赋》提到“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就具体的篇什说，觉得实践上可能还是有所偏离的吧，感觉打开一篇，大量的名词，几乎有炫耀博识的嫌疑了。马、扬是大家，扬扬散散一大篇，读完能记住得不太多，自傲之情是有的，不太足以动人。个人偏好小赋，纪行序志都很真切。老实说，赋体到了现代，阅读隔阂真的蛮大了，特别是博物类的，好多名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加上为了写得华美，用词都要求雅丽，读起难免“隔”，加之形式上的镣铐，创作和阅读都不太顺畅。个人觉得要读懂赋，可能有一个关键性的东西遗失在了我们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就是音乐性。大部分的`人读赋，最先做的，多数应该是耐着性子看成百个注释。我曾经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阅读体验，以舞配赋，表演者是两只南派改良的新式木偶（“BD”系统，即可动关节人形），配以闵南方言，以小鼓为节，赋的音乐性被最大的发挥出，汉宫的豪丽，宫中丽人的盛妆，真的能在那种氛围中被千年之后的读者感受到。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6

　　《明诗》是《文心雕龙》第六篇，内涵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讲诗的定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二部分作者简单的梳理了从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状况，第三部分在总结诗歌发展情况下还提出四言诗和五言诗的基本特色和历代诗人的不同成就，最后还简单论述了其他类型的诗歌起源，如三言诗、六言诗、杂言诗等。

　　阅读《明诗》篇，让我对刘勰更加钦佩。我觉得《明诗》篇可以看做是诗歌的一部简史，尤其是第二部分作者论述从先秦到诗歌的发展状况时，对每个朝代的代表作品、诗人、以及作品特色用简单的几句话就说清楚了，而且很到位。不过有一点略微有些奇怪，刘勰在论述五言诗时，论述其实很全面，例举的作家作品也很多，但是却只字未提陶渊明的作品。现代学者对于这一现象普遍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当时陶诗没有编定出来，所以刘勰没有收录其诗，二是认为陶渊明的诗歌是“田家语”，在刘勰那个时代还没有真正的受到重视。但其实从刘勰和陶渊明的生活年代来看，刘勰应该是可以看到陶渊明的诗歌，陶渊明大致生活在晋宋之际而刘勰大致生活在宋梁之际。

　　而且陶渊明作为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和终结者，他的诗歌注重写意和言外之意的效果，诗风自然浑融，几乎代表了魏晋以来诗歌的最高成就，所以如果刘勰看过陶渊明的作品，不可能不留意。再者刘勰在《明诗》篇中，反复提及诗歌的本质源于自然，即“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陶渊明的诗歌应该符合他的这一要求，但是刘勰未提及陶诗确实让人疑惑。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刘勰对于诗歌的定义与传统儒家诗学对诗歌的论述略微有些不同。儒家诗学中对诗歌的经典论述不少，有些明显反映出儒家的诗教观，比如“美刺”“匡谏”；也有一些字面上并不那么明显的说法，比如“言志”。刘勰在引用时，引用的是“言志”但又提出了“自然”说，认为诗歌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样的论证显然更加注重诗歌的本质，比较理性。

《文心雕龙》读书笔记7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是南北朝时期的人。《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其结构经过精心安排而布局严整，其理论观点之间讲究次序而回环照应、互相补充而逻辑严密，形成一个完整、精密的系统。在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具有如此完整、系统而庞大的理论体系的著作，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序志》有云：“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就《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而言，乃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体，从而体现出刘勰论文的基本观点；二是就文章写作而言，“为文”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其中了。这五篇可以说是刘勰文章的枢纽。

　　文章以“原道”开篇，把文章的由来和道家的“道”关联起来。刘勰对文学现象所作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不仅在六朝文士之上，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难得一见的。他所作的这种思考不仅是“明其本然”的问题，而且象征着文艺观念的真正自觉，而且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勰虽然运用了道教这一“道”的思想，但是在之前，刘勰曾批判道教著作。在刘勰看来无论道家、佛家还是儒家，其立教固然有异，但是他们的终极追求都是一样的。

　　《原道》开篇而谓：“文之为德也，大亦！”这既是《原道》的开篇语，更是《文心雕龙》的开卷语。它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文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看上去至为平易，但是实际上，这是对整个“文”的概括，他向人们展示了文学在当时的历史地位，承认“文”的巨大作用，这也为他后面的文章打好了基础。也只有在这时，探讨“为文之用心”才成为一件重要的事实。

　　刘勰在《宗经》里抓住了文章写作的根本道理，就是文章要表现人的心灵和性情的美。从而刘勰得出了文章写作的原则和规律，他说：“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轨，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儿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可以说这里的六义就是文章写作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