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中“四时”暗含的深层寓意

《管子四时》说：“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阴阳是天地之道，四时节律由阴阳变化而起，是天地自然的节律，也是万物运行之“道”。对于古人而言，四季时节不仅是客观的物理现象，更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现象，季节的自然变化与人类生命的节律的变化相契合，它潜藏于文学、艺术等文化现象的深处，进而影响和普遍作用于人的艺术情感、道德理性。循环的思想观念影响着叙事创作，许多古代小说的构架都是取法“四时”秩序而形成的。董仲舒《春秋繁露》多次论及“四时”的情感意蕴，如《王道通三》中说：“天有寒有暑，夫喜怒哀乐之发，与清暖寒暑其实一贯也，喜气为暖而当春，怒气为清而当秋，乐气为太阳而当夏，哀气为太阴而当冬，四气者，天与人所同有也，非人所能蓄也，故可节而不可止也，节之而顺，止之而乱。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喜气取诸春，乐气取诸夏，怒气取诸秋，哀气取诸冬，四气之心也。”天之春夏秋冬四时与人之喜怒哀乐四气相感相应。 西方学者弗莱对此也有类似论述，他从宇宙论形式与诗歌形式相似的类比出发，提出叙事的两种“基本运动原理”：一种是自然秩序内的循环运动，另一种是由该秩序向着上方神谕世界的辩证运动。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四个属于“自然秩序内的循环运动”的叙述程式：对应于春天的喜剧、对应于夏天的浪漫故事、对应于秋天的悲剧和对应于冬天的反讽，并且这种原型循环是动态的。对叙事作品而言，四季时节的安排与设置，往往不仅仅是交待时间背景，而是更有某种深层寓意和结构性作用在其中，《金瓶梅》叙事世界中的时间安排同样如此，书中情节的变化过程与“四时”的周期特征相一致吻合。
《金瓶梅》以西门庆及其家庭为中心，全面展现了个人与家庭的兴衰变化，通过文本细读我们不难发现，这一兴衰变化在深层原型上是与春夏秋冬四时轮回的原型性时间结构相对应的，而这也是小说的总体性时间结构。西门家庭的兴衰过程可以清晰地划分为四个阶段——兴、盛、衰、败，这种阶段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与四时季节的划分是相一致：各位妻妾以不同方式嫁入西门宅院，众人在院内相识相聚，各种矛盾冲突尚未发生，是为故事之始，所有的情节由此展幵，这一阶段如同春季温暖平和，为万物兴起之时；西门庆生财、加官、得子，宅院内外一派热闹兴盛景象，是为全书之高潮所在，如同夏季热烈绚烂，为万物茂盛之时；官哥儿受惊身亡、李瓶儿气病交加衰弱而终西门宅院逐渐显现出阴冷的气氛，如同秋季渐寂渐凉，为万物衰落之时；至西门庆死去，庞春梅被逐、潘金莲被杀、孟玉楼改嫁、吴月娘守寡、孝哥儿被度化出家一个大家庭最终离散败落，如同冬季一般萧瑟寒冷，为万物终结之时。尽管我们并不能确定作者在创作《金瓶梅》、设置情节发展时是完全依据四时节气来划分，但是这种潜藏于情节变化之中的原型时间结构特征是较为显著的，这是“四时”所暗含的深层寓意，也是神秘偶数“四”对《金瓶梅》叙事世界的时间层面最为重要的组构作用。 “家族小说总是以特定的‘时间长度’去把握家道兴衰消长，以一个家族的命运为视窗，描摹民族盛衰、时代变迁或国家兴亡，常寄寓有知古鉴今之意。”《金瓶梅》的作者十分注意“把小说关键场景与四季循环中富有意义的时节联系起来”，精心选择部分有代表性的时间点将其放大，作为“特定的时间长度”进行详述，这样的时间点，多为融于“四时”之中的节日、生日，从而使自然时令变得人文化，成为作品叙事世界得以建立的特殊时间刻度。
书中着重描绘了四个节日：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和重阳节，这四个节日分布于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具有暖热寒凉的四种特征，与“四时”遥相呼应。元宵节是书中描写得最多最细致的节日，前后占据近十回的篇幅，详尽描写的次数为四次。从第回“佳人笑赏玩灯楼，狎客帮嫖丽春院”，李瓶儿邀请西门庆家的女眷前去狮子街的新房观灯赏景，为日后嫁入西门宅院做铺垫；到第回“经济元夜戏娇姿，惠祥怒詈来旺妇”，惠莲与陈经济相勾搭，为日后自溢身亡埋下伏笔；再到第回退豪华门前放烟火，赏元宵楼上醉花灯”，西门庆的财运权势盛极一时，然而“总然费却万般心，只落得火灭烟消成張條”，繁华之下隐藏着衰败与消亡，直到第回“西门庆贪欲丧命吴月娘丧偶生儿”，正月里的狮子街“车马轰雷，游人如蚁”，然而等到西门庆离开了王六儿家，却已是“三更天气，阴云密布，月色朦胧，街市上人烟寂寂，闻巷内犬吠盈盈”，不几日即髓竭而亡。隆冬之日里的元宵节性本寒冷，然而正月里的烟花、灯火让它变得华美热闹。但是烟花和灯火终究只是一时的绚烂，不是持久光彩之物，待到灯消火灭之时，其性“冷”的本质终将显现出来，这与西门庆及其家庭曾经光鲜、最终毁灭的走向是相一致的。
同样地，作者还借清明之悲、重阳之凉等节日特征，前后对照地写出了西门庆家庭从兴到盛、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展现了人生的无常与人世的悲凉。《金瓶梅》将“时日与热闹和凄凉情景之间特意关联……西门庆家运盛衰的时刻与季节循环中冷热变化常常是配合一致的”，作者高明地将“框限故事经玮的季节循环与包含于总的结构中盛衰聚散等情节全面编结在一起”从而“寄托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及其‘世戒’意图，烘托了浓重的悲凉气氛。在这一前盛后衰的叙事模式中同一意象的前后对比，更加凸显了这种个人与家庭的悲剧性。
如果说节日是群体性的，带有丰厚文化积淀、具有展示环境等功能的话，那么生日则是个人化的，具有个体差异的，突出呈现的是个人的命运。在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生辰年月往往蕴含着“命数”，把生日是为人与世界相联系的、具有丰富文化密码的起点，是某种“命运的期待和生命的自省的时间契机”，人物的命名、命运也常常与此有关。《金瓶梅》中有多处关于生日的描写，作者在设计与描写主要人物生日时，同样融入了一定的数理数理思想，不同人物的生日涵盖了春夏秋冬四季，有的日子特殊，更增添了一分深意。李瓶儿生于正月十五，吴月娘生于八月十五。正月乃寒冷时节，红颜早逝的李瓶儿其命运也如同寒冬一般凄冷。八月十五是月亮圆满之时，吴月娘的命运也如同圆月一般得到了“终有寿”的圆满。
生日作为个体性的年度纪念日，不仅给叙事提供某种命运感，还常常展示出一个以生日主人为中心的人生世界。书中重要人物的生日描写不止一次，其中重要女性的生日描写多为偶数次数：吴月娘四次，潘金莲四次，李瓶儿两次、李娇儿两次。生日的描写之于整部作品不仅是一个日期，更是一个有着丰富叙事功能的时间点。例如第回，潘金莲过生日，为官哥儿在玉皇庙祈福的西门庆一夜未归，加之潘金莲看到经疏上只有吴月娘和李瓶儿的名字，心生怒气，与李瓶儿的矛盾再次激化。 对此张竹坡评点道：“盖金莲之愤，何止此日起！然金莲生日，西门乃在玉皇庙宿。玉皇庙却是为瓶儿生子。则金莲此夕已二十分不快。乃抱孩儿时，月娘之言，西门之爱，俱如针刺眼，争之不得，为无聊之极思，乃妆丫环以邀之也。虽暂分一夕之爱，而愤已深矣。”可见生日在此对于整个《金瓶梅》的叙事世界而言，特定人物的生日不仅暗含着人物的命运走向，而且作为特殊的时间节点，对生日的描写可以灵活有效地处理叙事世界中的时间问题，将有限的、特定的时间点结合叙事需要进行放大或收缩，通过“生曰”关联起相关人物和情节，展现荣华福寿、恩宠亲情。